追思会上，燕妮告诉大家，在最后的时刻，启阳自己拔去了维持生命的管子……听到这里，心中大震，一时间五味俱陈。血性至此，真可谓铮铮硬汉。

• 本文作者与启阳在春节聚会上

今天，我们鞠洒手中这杯淡酒，便当是举向天边敬送启阳了。

30多年前——1978年之前，我在石家庄当过六七年制药工人，那时启阳在十三所工作。1971年冬，我们在河北分社的院子里相遇。他惊喜道：小嫩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那三个大哥哥呢？

那时，文革还未结束，分社的运动也还在纠缠不休。我妈妈的政治处境很糟糕，因为她抗日战争期间曾在（设于重庆的）刘尊棋领导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，运动一来就被扣上了“特嫌“帽子，好几年摘不掉。还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，她也因之多年遭受牵连，一直处于边工作、边挨批、边劳动改造的状态。我到石后，也经常低着头，帮助妈妈干那些“改造活儿”（扫楼道和厕所，推燃煤，拉冬菜），心里非常自卑。但是这一切，对于启阳，似乎不存在，他只要一来，就是阳光一片。他骑自行车到分社来时，就会到我和妈妈住的那间狭小的宿舍里，坐一会儿，东拉西扯，很轻松地聊聊天。

当他得知我哥哥李建在1967年秋天失踪的消息后，非常吃惊。因为在我三个哥哥中，李建与他最为相熟（李建中学在101中），他们年龄相近，住得也近（五号楼）。六十年代，他们曾在总社大院一起唱歌，短跑，看电影，打篮球。启阳后来告诉我，高中时他还和李建互通信息，聊过志愿，都怀着年轻人的抱负，想考自己理想的专业。结果，启阳学了工，李建学了医（北京医学院）。

我妈妈极其痛心地问过他：依你看，李建会不会到外省去串联时成了武斗的牺牲品？他会不会是自杀？会不会……？对各种猜疑，启阳都表示根本不相信。他对我妈妈说：“只要他还活着，总会找到的！我不相信他这样多才多艺多爱好的性格会自杀！以后我会常来看您，需要我帮助时，您就让小嫩去十三所找我！”那时候，他这些话，让我妈妈，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，感受到的那种信心和温暖，真是难以言表。有时候我和妈妈送他到分社大门口，他的自行车已经飘出了很远很远，我和妈妈还站在门口，想着他说的那些话，我妈妈还会喃喃道：“启阳说你哥哥一定能找得到……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”而17岁的我，从北京到石家庄，百般不安不愿不习惯。启阳于我，是个令人安心的存在，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有了一个靠山般的大哥哥。他带我去游泳，去听他的熟人弹吉他，去他家看他刚出生的小女儿，永远欢乐。

现在，从大家的追忆声中，我才感觉到，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此种感觉。他的人格魅力和兄长风范，感染过许多兄弟姐妹。

1978年底，我妈妈在李普叔叔的直接帮助下，调入近代史研究所，之后我也对换回京。1984年的一天，失去了联系的启阳突然出现在我的单位门口：

“你这几年怎么样？你哥哥的消息怎么样了？”他在聊了几句后，还是念念不忘李建。我摇摇头……告诉他一些我和妈妈遍寻李建的情况，当年公安局有过大学生处，也得到过无奈的答复：文革前期，仅北京一地，失踪的大学生就有400多人，让我们上哪去找！

1982年，有位李建的旧同学得到了公派留学生的名额。他在出国前到我家来，对我妈妈讲了他当年知道的李建“想去跳海”的情况。他说他可能再也不回中国来了，李建的事情在他心中沉置多年，还是想说出来……想不到启阳对这个消息倒是比较相信说：“这可能，这可能。李建的性格，跳海是做得出来的。不过他到底为什么想跳海？”沉默……想不出头绪来。他走时让我转告我妈妈，这种说法也不可靠！即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就不能绝望，李建很可能哪天就笑呵呵地走进家门来了。

我老妈妈很感动，也很愿意相信启阳的话。到了晚年，她经常呆呆地望着大门，怀抱着永远的期待，从不绝望。她相信李建很可能哪天就笑呵呵地走进家门来了。

2009年秋天，按照公证处确定遗产继承人数的要求，经过了起诉、公告、开庭审理等法定程序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宣布李建死亡。此时我妈妈已经在天堂见到了他的爱子。

启阳听到这个结局时，收起了往日的笑容，默然片刻后叹了一声：“我和李建相差不到一岁，他要是还在，也该有65岁了。人生真是莫测，他实在是太年轻了！谁能想得到，这事竟然过了42年才算结束。文革有多少中国人家破人亡，真不知道还有多少遗患呢。”

细细想来，李建不过是启阳青少年时期的一位普通旧友，平时还都住校，相伴有限，且远去陈年，启阳却怀着一颗仁念之心，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命运，这是连家人都可能做不到的。对此，我一直感戴铭心。

如今，人虽大远，言犹在耳：“人生真是莫测，他实在是太年轻了！”

往后的每一个中秋，我都会举杯送酒到天边……